钩沉 一个太湖小镇曾掌控着上海的金融命脉

2017-09-23 22:44

  上海人韩寒的电影作《后会无期》,让位于浙江舟山的东极诸岛名声大噪。在太湖边,同样有1座名称相似的岛,与上海渊源深厚,且更具传奇色彩。

  横跨江浙两省的太湖,三万六千顷烟波浩渺,洞庭东山(今苏州吴中区东山镇)和洞庭西山(今吴中区西山镇)这两个古镇,如芙蓉翠莲般镶嵌于银涛雪浪。

  此洞庭非湖南洞庭湖——东山是伸入太湖的半岛,岛上有洞山、庭山,故称洞庭东山;西山是太湖最大的岛屿,位于东山的西面,故称西山。在今人眼里,这里山明水秀,是游乐憩息的好去处;在古代,这里恬静安详,是避世而居的绝佳场所,传说中的“商圣”范蠡便曾携西施于此泛舟。

  从明代开始,这里孕育了1个生命力极强的商人团体——洞庭商帮。东山、西山的面积仅80平方公里、90平方公里,洞庭商帮因此也是地域范围最小的商帮,但其中的一支“东山帮”,清末民初在上海金融界却声名赫赫,甚至可以说在相当长时间内掌控着上海滩的金融命脉。

  “洞庭两山之人,善于货殖,八方四,去为商为贾。江湖上有个称号,叫 钻天洞庭 。”这是明代文学家、苏州人冯梦龙在《醒世恒言》中的描述。

  “钻天洞庭遍地徽”,人们将洞庭商帮与徽商相提并论。与大开大阖的徽商不同,心思细密的洞庭商人避开无数人争抢的盐业,以本土盛产的丝绸、棉布起家,捎回药材、粮食,一来一往,船只绝不空载,生意稳稳当当。

  明代东山有个翁少山,人称“翁百万”,当时流行一句话,“非翁少山布勿衣勿被”——不用他家的布匹,就不做衣服、被子了,质量硬气得让品牌忠诚度如此之高。“翁百万”去世时,首辅申时行为他作传。

  赫赫有名的东山席家,清代有个外甥叫金汝鼐。一般人做买卖,喜欢掺些便宜货,以次充好,金汝鼐却“独求其贵良者”,结果“人悉趋之”,反而成了赢家,“居物既易售,而其利又数倍”。

  19世纪中期的太平使得扬州、苏州等繁华之地在烽火中凋零。无论是沿运河一线还是沿长江一线,重要商道都因战火断绝。于是,洞庭人家迁移到上海。

  上海早于1843年开埠,外国商品、外资纷纷通进长江门户,开行栈、设码头、办银行……洞庭商帮脱下旧式长衫,出入洋行、做买办、开钱庄、办实业……终于在中国第一商埠上海实现了近代转型,也书写了浓墨重彩的辉煌一笔。

  其时洋务运动初兴,清急需银两购买国外的坚船利炮,向汇丰银行提出“福建台防借款”,数额达200万两。王槐山怕借款有去无回,不敢答应,又惹不起,惊急之下病倒了,事情便落在34岁的席正甫身上。

  席正甫周旋于、商界,经反复交涉,终于促成这笔借款,但条件十分苛刻,清须付出高出行市近1倍的利息(年息8厘),以盐税作,分10年还清。

  这是清第一笔重大的商业借款,给汇丰银行带来了巨大收益,席正甫也被赐四品顶戴,取代王槐山成为汇丰银行大买办。从1874年到1890年,清向汇丰借款17笔,大多数由席正甫经办。

  除了货币的出纳和保管,金银外汇的买进卖出,钱庄和外商银行间的票据结算,银行买办还负责对中国工商业者放款,其之大、收入之巨,其他行业望尘莫及。席正甫的精明给汇丰银行带来了巨大利润,一时上海银行都视汇丰为龙头,席也在大买办的上一坐30年。

  1874年起,席氏祖孙三人——席正甫、席立功、席鹿笙“世袭”汇丰银行大买办长达55年。席家也成为“上海第一买办世家”,一个个家族的背后,联系着的是一家家外国银行。

  席正甫为人低调,马学强在《江南席家》中称,他查阅当年东山的资料,仅在光绪九年(1883年)看到席正甫为静安寺捐款的记录。就是这个隐身在后的人,数十年中编织了1张庞大的家族网络。有人统计,从1870年代到1930年代,席氏家族有23人担任过13家外商银行的买办。

  这不但代表了洞庭东山帮在上海金融界的崛起,也使其日益壮大,令许多老牌商帮刮目相看。上海滩有一句旧俚语“徽商帮再狠,见了山上帮(指东山帮),还得忍一忍”,足见东山帮之盛。

  除了银行,东山帮在近代上海激烈的钱庄竞争中也占有一定优势。钱庄是上海近代商业资本的产物,并非开埠后的“舶来品”,而外资银行却完全是新事物,伴随“欧风美雨”而来。在清末民初,钱庄的生意与洋行业务的关系进入“蜜月期”,有很强的关联性。

  华人买办发现,钱庄的信誉和流动资金几乎全靠外资银行的“拆票”(一种短期借款),只要能得到外资银行的信任和足够的资金,开设钱庄简直一本万利。而同时,外资银行因不熟悉中国地面而不敢贸然放款,通过各大钱庄,让钱庄用这些款项进行短期高息放款就成为其明智的选择。

  这样一“推”一“拉”下,背靠外资银行的钱庄纷纷在上海设立,其中较著名的是曾任汇丰银行买办30年的席正甫和东山同乡严兰卿1887年开设的协昇钱庄。

  严兰卿属于洞庭东山严氏三房世系第十六世,早年随父亲来上海经商,后门户,成为敦裕洋行买办。经商中,他结识了同乡席正甫,一拍即合,用在洋行和外资银行当买办时的收入作资本联合成立钱庄,这是东山帮商人开拓上海金融界的开始。

  除了席家、严家,洞庭东山的万梅峰、万振声父子也在上海的金融界颇有实力。万梅峰世居东山前山漾桥村霭庆堂,家境清寒。《上海钱庄史料》记载,他在某洋货号当伙计时收进很多白呢,“同事均认为是冷门货,无人需要”,险些被辞退。谁曾想,咸丰十一年(1861年),咸丰帝病死于热河,全国居丧,官员们需要白呢做礼服,白呢瞬间脱销,万梅峰“顿成巨富”。此后,他自己创设铺号,并陆续与同乡合作办起多家钱庄。其子万振声也在上海、苏州设钱庄数家。

  席正甫与唐廷枢、徐润、郑观应同为晚清“四大买办”,但唐、徐、郑自投身官督商办事业后经历坎坷,逝世后家财都十分有限,唯有东山席家一直是买办,却富贵有年。财经作家吴晓波在《跌荡一百年》中感慨,“人生运势随国运而动荡,得失如此诡异,让后来者线;有研究者考证,1900年前后,席家资产超过1000万两白银。吴晓波曾将这个数字与慈禧太后修颐和园作了比照。

  1885年,慈禧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,朝廷因此从当年起停购军舰,3年后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,此事被认为是1894年甲午海战失利的重要原因。后世学者估算,慈禧挪用海军费用在1000万至1400万两。可见,1000万两对慈禧太后来说也是颇大的数目,且影响到了国防。而一个买办家族资产就达到这个数字,可谓骇人。

  近代洞庭商人除了做买办、进洋行、办钱庄,更是在“商兴富、民富则国强”实业救国的影响下,致力于国货的开发、推销,如席德灿当过阜丰面粉厂经理;严敦俊与人合伙办过谦行电灯公司、康年保险公司;叶振民开办大同橡胶厂,生产三元牌自行车轮胎等。据不完全统计,当时上海的各个商会中,任会长的洞庭商人有10多位。

  自1940年代起,部分洞庭商人逐步由内地向外拓展,如今全世界五大洲几乎都留下洞庭商帮的身影。1949年后,席家子弟大多随外资银行退出,没有变现的地产、实业股份大多灭失。2000年后,有一种“席家本帮菜”流行沪上,这种典雅而偏甜,口味介于之间的菜肴赢得了不少时尚人士的喜爱,不过,它的前世来历已经鲜为人知了。